伟大的小工匠
邢恩和
一个山东小工匠只身一人跑到西安去建造石桥,别说你不信,要不是史书上写的明明白白,我也不信。然而,这是真的。这事就发生在元代,这个人是山东堂邑(今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人,他的名字叫刘斌,他所建的桥就是大名鼎鼎的灞桥。
灞桥在长安以东,横跨在灞水上,因灞水而得名,自古为关中交通要冲、长安东出通衢。汉唐时期长安人送客至此,折柳赠别。灞桥历史悠久,秦汉时期就建有木桥,隋朝改建石桥,唐宋时重修,元代为洪水淤沙淹没。
据记载,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山东堂邑人刘斌在隋灞桥以西70步的地方,创建了一座新桥。元代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卷七《灞桥》条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次建桥的原委:
我大元堂邑刘斌,修为石桥。初灞水适秋夏之交,霖潦涨溢,波涛汹涌,舟楫不能通,漂没行人,不可殚纪,常病涉客。中统癸亥,会斌旅秦还,至灞上,值秋雨泛涨,同行之车凡三,涨息,斌车前导,仅达岸。次渡者人畜几溺,幸而获免。其殿者随流漂没,不知所在。斌遂誓修石梁。归,询亲辞妻,家事悉委其弟,曰:“若石桥不成,永不东归。”至元三年,结庐灞岸,先架木梁,以济不通。斌能于匠石,工梓,煅冶斷轮,靡有不解,以素艺供其所费。至落成,凡一十五虹,长八十余步,阔二十四尺,中分三轨,傍翼两拦……筑堤五里,栽柳万株,游人肩摩毂击,为长安之壮观。……斌为人清癯多力,智略巧思人不能出其右,多艺能自营石粱,日夜不息,手足胼胝,心剿形瘵,虽祁寒暑雨,而不辍其工。遇患难龃龉而不改其志。前后历三十寒暑,乡关隔二千余里,不为妻孥挂怀,持空拳孜孜勉勉以成旷古所无之功,受知于九重,垂名于千载,可谓有志之君子矣!
元初人李庭《寓庵集》卷五《创建灞石桥记》和张养浩的《安西府咸宁县创建灞桥记》都记载了此事,内容大同小异。在建桥历时问题上,《安西府咸宁县创建灞桥记》记载为“至元三年肇工,溃成于二十五年,绵历二十五年不为迟”(见《灞桥文史资料 第七辑》陈正奇文),这个记载解释不通,应该有讹误,初疑“溃”字后面有漏字,反复一想“溃”字当为“篑”,形近致误,意思是积篑而成,这样解释起来就通顺了。原碑笔者未见,据此推测新桥的建成时间为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共历时二十二年,与《类编长安志》所说的“三十寒暑”略有不同。按,骆天骧曾任京兆路儒学教授,于元贞二年(1296年)著成《类编长安志》。而尚书省翰林国史院翰林学士张养浩在桥成之时即受皇帝之命撰写了建桥记文,时间上应该更准确些。
又,查张养浩《归田类稿》,上面有些内容为《灞桥文史资料 第七辑》张养浩文所未载:“呜呼!向使斌不至霸水之险,国家不知斌矢心之诚,则斯桥获成者能几?不避其难而决于必创,所以跋涉三千余里不为远,绵历二十五年不为迟……”据此可知前面所载“绵历二十五年不为迟”错了位,本与“至元三年肇工,溃成于二十五年”并不沾边。“跋涉三千余里”显然有误,从聊城到长安也就是近两千里的路程,就此而言还是骆天骧所说的“乡关隔二千余里”相对准确些。那么这“绵历二十五年”从何说起呢?前面我们推算为历时二十二年啊!看来,作者是从“中统癸亥”年刘斌渡河算起的,中统癸亥年是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新桥建成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这样一减不正好是二十五年么?近人为文多从“三十年”之说,误也。至于有人把史书的“至元三年”,误认为元顺帝至元三年 (1337年),那更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到那时张养浩早已长眠地下,你还能起死回生咋的?
弄清楚刘斌建桥始末,说真的,我被惊住了。要说你富可敌国,为善一方;要说你位高权重,一呼百应;要说你反哺故土,回报桑梓:这些都我可以理解。然而他仅仅是个以“轮舆”为业的小工匠,是一个最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而且他建桥的地方是在长安,而不是离家乡堂邑。这真是个“奇”人!这真是个“奇”事!
那么,山东人刘斌何以跑到长安去建桥呢?简单地说,刘斌游历关中回家经过灞河时,恰逢水涨,两个同伴一个几乎送命,一个溺死,只有刘斌先自到达对岸。此后他决心要在灞水上建桥。在他的感召下,地方官民纷纷捐款,新石桥得以建成。从这里,我们可以窥到刘斌建桥的初心——以桥渡人,便利交通,免得行人“几溺”或“漂没”。其实类似这样的“善心”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柔软的心里都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的柔软心持续了短长时间,更重的是你有没有转化成行动?
在元代,一个汉族普通百姓,即使建造几间平房土屋想来也很困难。到底是什么洪荒神力赐予他这样的“斗胆”,竟然敢想敢做,在大河之上建造石桥?你总不能说,他图的是“利”吧?他不但没有工资,而且靠手艺“易材于人”,或者把挣来的钱用于修桥,桥成之后也只是“乞文诸石”,并没有任何物质要求。要说图“利”,他图的也不是一己私利、小利,而是公利、大利。他所建的新桥,中间经过几次重修,一直沿用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才重新建桥,使用了长达近五百年的时间。期间使得难以数计的人“渡”河,或免于溺水,这该是多大的利啊!
也许你要说他图的是“名”,“名”哪有这么大的动力,能使得一个人抛家舍业、一干就是二十二年?二十二年呐,远在千里之外的异地修桥,没有任何报酬,换作是你,能行吗?
这样看来,他的作为已经超越了我们俗人所追求的东西,肯定有一个伟大的精神支柱或力量,在支撑着他,或者说推动着他。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他这是普度众生,是慈悲情怀。从儒家的角度来看,这是仁爱,是人之根本——善。或者说,与其他造桥修路的人一样,出于一种大义。因此说刘斌的伟大,仅用“有志之君子”是概括不了的,最终应该归结到仁义上面。
现在我们的国家提倡工匠精神。个人认为,工匠精神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敬业,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精益求精;一个是巧,也就是创新精神;一个就是要有定力。很多事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执着一念,甚至可能需要终其一生,没有定力是不行的。刘斌二十多年如一日,是定力成就了他的伟大。而定力的源泉恰恰就是仁义。
无独有偶,还是这个堂邑县,在五百多年后的晚清又出了一个奇人,他就是靠行乞办学、被人称作“千古乞丐”的武训。武训创办义学是否受了刘斌造桥的影响,现在已无从得知。相较而言,武训是在家乡办学,泽被的是乡里子弟。而刘斌半却是在异地建桥,泽被的是常人眼里不相干的人们。就此而言,还是刘斌的仁爱更大、更广、更博。
从决心建桥之始,刘斌已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小工匠,而是一个伟大的小工匠。他的事迹应该传扬,他的精神应当传承。有感于武训创办义学已广为人知,而刘斌倾其所有异地建桥,却未能在故土流芳,于是乎写下上文。希望聊城“义”字当头的双子星座,闪耀人间,传承不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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